几十年前的农村，人们在劳动之余，也有精神方面的追求，但受之于当时的条件制约，能在村里看到的娱乐项目并不多，主要有演戏、放电影、说评书、玩杂技变魔术等，除了电影放的频次相对较多外，其他娱乐项目一年能有一次就不错了。之因为稀少，所以人们对此充满了期待，憧憬这难得的文化大餐。

革命现代京剧沙家浜、红灯记、智取威虎山剧照，图片来自网络，下同

 每逢县京剧团下乡演出，人们便奔走相告，提前几天就盼望着。那时京剧团演的就是《沙家浜》、《红灯记》和《智取威虎山》这几部革命样板戏，人们不知看了多少遍，但始终看不够，因为那时没别的可选择。我们村里曾自编自演过样板戏，但我那时太小，没留下多少印象。我只经历了几次到外村去看戏，印象最深的一次是，大约在1975 春，县京剧团到李官村去演出，连续演三晚，每晚一场样板戏。村里早早便扎好了戏台，剧团的演职人员吃住在村，我妻子就是那个村的，她家就在戏台附近，她家里也曾住过演职人员，我八十多岁的老岳母，至今还记得部分演员的名字与特征。我那时正十岁，我们几位小伙伴等不得吃晚饭，便步行五六里去看戏。到了现场后，演出还没开始，但场地早就被人们占满了。待演出开始后，我们只能在人群外围听声音，小孩子个子小，除了一片人外，什么也看不到。矮人看戏何曾见，都是随人说短长。

 看戏的人越聚越多，不久便开始“晃台”了，当时我不明白，好好看戏吧，晃什么台？现在想明白了，原来有些人不是为了看戏，而是借机去看人，大姑娘看戏——抿嘴笑，看到模样俊俏的大姑娘小媳妇，部分年轻人便开始不安份，故意制造混乱，趁机混水摸鱼，沾点女人们的便宜，黑暗中看不清人，被骚扰的女人们也没办法，在那混乱的场面，人的身体就像小树被风吹拂一样，随着人潮被裹挟着晃来晃去，让人身不由己。我们这些小孩子被挤得东倒西歪，有挤掉鞋的，有被人踩疼的，哭叫怒骂都没用。吓得我们赶紧往外逃，掉了鞋的也顾不上找，其实根本就没法找，先躲出去保命吧。我们好不容易挤出人群后，先到一边躲着，想等待晃台的人 潮平息后，再钻进去继续看。但那晚晃台时间太长，可能是组织方怕出安全事故，暂停了那晚的演出，我们只好悻悻地回家了。听我妻子讲，她们第二天早晨，能在现场发现很多 遗失的物品，有鞋子纽扣和围巾等，发现最多的是扎头绳。 就在本文即将定稿之际，从网上看到韩国一剧院，因踩踏导致151人死亡，其中还有4名中国人，联想到当年的看戏“晃台”经历，感到非常后怕，那时没出人命实属幸运。

 看戏对我们小孩子来说就是看热闹，根本看不懂戏内容。 而看电影就比看戏感兴趣多了，特别是战斗故事片，那是小孩子最喜欢的。每当听说附近村放电影，差不多场场不漏，也不管看了多少遍，每晚跟着放电影的跑，最远能跑到十里左右。每当看到放映员赶着马车，拉着放映器材来到我们村，小孩子们便围着不肯散去，追问今晚放什么，那放映员总是很幽默的回答一句“放电影”，人们就像过节一样，早早就搬着座位去占地方，盼着夜幕及早降临，放映尽快开始。放映员在村中心的空地上选好放幕布位置后，用铁锹挖两个小深坑，埋上两根带去的长竹竿，将幕布和音响（喇叭）挂在竹竿上。因为那时村里还没有电，需要在现场几十米外的地方安放小型发电机，之所以离这么远，是因为发电机发出的轰鸣噪声影响现场效果，通过长长的电缆线将电流传输到现 场。放映员架上放映机，将投射的画面调整到合适位置，一切准备妥当后，便等着放映开始。

 随着放映员播报电影片名后，放映便开始了，一般先放映新闻简报类的短片，人们称其为“加演片”，比较多的内容是国家领导人接见外宾，对此感兴趣的人不多，都盼着早点演完，尽快播放正片。正片播放开始后，躁动的人们便立刻变得安静了，人们目不转睛的盯着银幕，欣赏着精彩的画 面。但也有不安分的年轻人，还想着制造看戏那样的“晃台”， 但电影幕布比戏台高多了，不似看戏那样非得离那么近，在 稍远的地方看，影幕画面会更清楚，有人干脆爬到墙头或柴 垛上观看，还有人在银幕反面观看，我曾有次在反面看时发现，影幕中的女人用左手做针线活，感觉很奇怪，但转到正面后，便看到是用正常的右手。看电影的人群密度稀了，制造“晃台”的难度就大了，不过也有“晃台”的现象，但往往范围小时间短。说书不似演戏和电影那么复杂，说书人只凭一张嘴，一个小鼓和折扇等道具，就能开始表演节目。说书又称评书、讲书，说书是曲艺的一种，说书唱戏劝人方，通过叙述情节、 描写景象、模拟人物、评议事理等艺术手段，敷演历史及现代故事，在宋代就开始流行。各地说书人以自己的母语对人说着不同的故事，因此也是方言文化的一部分。早先的评书 表演，为说书人坐在桌后表演，有折扇和醒木等道具，服装为长衫，后来开始站立说演，服装也不固定了。

 我那时年龄小，大部分时间就是跟着人们看热闹，不听曲子听评书——说的比唱的好听。年龄稍大点后，多少能听懂评书的内容。记得有位说书人讲的是宋朝故事，有位“一 不杀鸡二不撵狗”的梁俊臣被人陷害致死，听了后很是悲伤，听评书流泪——替古人担忧。第一次听到了“赵钱孙李，周吴郑王”的姓氏排序，还对说书人提到的“东京”心生疑虑， 当时只知道东京是日本首都，却不知宋朝的国都开封叫东京。当年还有一首涉及东京的民谣： “嗡嗡飞到东京，东京放炮 ci 到当道，当道吹喇叭，ci 到老马家，老马家做豆腐，ci 到锅后头，锅后头冒烟，ci 到天边，天边放雷子，ci 到他娘的腚槌子”。估计这首民谣也是从宋朝时期传下来的，其他朝代没有东京一说，那时我村的男女老少几乎都会背这首民谣，现在的年轻人可能没几个知道的了。说书人讲到高潮时，会故意卖关子，停下了口中的讲述，敲起了小鼓，来吊人口味，甚至来一句：“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”。

 改革开放后，随着广播事业的发展和普通话的普及，一些方言的说书文化日渐式微，而广播评书却盛极一时。那个年代的收音机已开始走进百姓家，《大刀记》、《岳飞传》、《杨家将》、《三国演义》等评书连播，曾把人们迷的如痴如醉，每到傍晚时分，人们便准时守在收音机旁，几乎一集不落地听完评书连播。就连我们那些在校的高中生们，每天晚饭后，都会准时收听大喇叭里的评书连播，周末回家后到邻居家继续听。倘若因故漏听一集，便会感到非常失落，事后忙向他人打听漏听的内容。那个年代涌现出了袁阔成、单田芳、刘兰芳、田连元等说唱艺术家，这些名字人们如雷贯耳，不输现在的大牌明星。刘兰芳的评书我听得最多，特别是她那模仿战马奔跑时马蹄子疾驰的声音，那口技简直是绝了。与刘兰芳一字之差的一位说书人叫刘兰凤，不过名气差 得可不是一半点，她曾来我们村演出过多次，是尚能记住名字的现场说书人。

 村里还时常有玩杂技变魔术的来表演，人们称其为玩戏法。这些艺人到村里后，选个开阔场地，把道具等行李一放，敲起锣鼓开始吸引人，待围观的人群有了一定规模后，使开始表演。看着艺人们眼花缭乱的表演，变戏法的本领——全凭手快，看得人目瞪口呆，人们纷纷拍手叫好。艺人们还表演些难度大的杂技项目，以及一些激烈的刀棍对打，吓的现场观众心惊肉跳，真是艺高人胆大。我印象最深的是位表演气功的，运足气功后，让人将好几盘石磨压在他身上，上面还再站上好几个人，看的令人窒息。还有一位变魔术的，把烟火点着后，从他嘴里往外喷火冒烟，让人感到不可思议。不过也有偶然失误的，玩戏法的丢了猴子——耍不起来了， 玩戏法的下跪——没有办法了，这些偶然的失误，人们都能同情和理解，不过也有个别喝倒彩的。这些玩戏法的表演结 束后，都会有一个传统规矩，拿着反过来的铜锣，现场绕圈请人捐钱打赏，多少不限。大部分人会掏出点零钱，略表心意，偶尔碰到个大方的，艺人会鞠躬致谢。现在想来，这些艺人从小就开始练功，凭着这点本事吃饭，远道而来，不卖门票为人演出。人们看完演出后，不给他们点赞助也说不过去，毕竟他们以此为生，指望着这点捐助吃饭。

 自从电视普及后，人们坐在家里就能欣赏到精彩的表演，传统艺人们演出的机会越来越少了，多年前还在物资交流会上见到过，近年来几乎看不到了。县京剧团早在八十年代就解散了，前几年的电影下乡，露天电影在空旷地播放着，全没了当年那人山人海的场面。现在手机上的抖音短视频，以及各类直播节目，满足着人们不同的视觉听觉需求，很少有人再关心传统艺术了，这也是时代变化的一个缩影吧。（高青县纪委监委正科级干部 尹光传）